那是一个决定。
信纸上的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钉子，把他钉在名为愧疚的十字架上。那个写作文的孩子说“我知道他是爱我的”，用一个八岁孩子能有的全部笃定，替他的失职找了一个最体面的解释——他忙，他是为了这个家。
小年从鞋柜上跳下来，走到阳台上，隔着玻璃看着那个穿着深灰色羽绒服的身影渐渐走远，消失在雪白的世界里。
“还有我哥，知远，他今天工作忙来不了，特意发消息让我代他跟大伙儿说声抱歉。”林知行举了举杯，“哥，你要是看直播的话，兄弟敬你一杯！”
他不想点开。
“你不应该习惯不被重视，”苏晚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，“你不应该习惯被放在第二位，你不应该习惯你的付出不被看见，你不应该习惯你的感受不被在意。这些事，没有一件是你应该习惯的。”
他回过头，对着那只猫笑了笑。
那是一种下意识的姿态，像是在说“我在这里，我是你们的一部分”。
黑暗中，他听见自己的呼吸声，粗重而浑浊，像一台老旧的鼓风机。
林知远忽然笑了。
“没事。”
“怎么了？”她问。
大年初三的晚上，苏晚的微信响了。
“爸、妈，新年快乐。今年我和苏晚在哈尔滨过年，提前给你们拜个早年。另外，我把微信号换了一个，新号等以后需要的时候再加。祝全家新年好。”
文字是：“知远，你奶奶今年身体不好，可能没几年了，你回来看她一眼吧。”
“爸，我三十二岁了。”他说。
因为他是哥哥。
客厅里安静了一会儿，苏晚忽然说：“知远，你是不是已经把那个群退了？”
林建国看着那条消息，愣了很久。
他不知道的是，在一千多公里外的江城，他的父亲林建国正坐在客厅里，盯着手机屏幕上他发来的那条消息发呆。
“嗯，一年了。”
那时候他没在意。
十月底的江城，傍晚的风已经带了凉意，吹在身上有些冷。他穿着一件薄外套，站在小区门口的路灯下，从包里摸出一包中南海，抽出一根点上。
这种忙碌，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恩赐。因为它不给你时间想别的。
“哥？哥！”林建芳喊了两声，林建国才回过神来。
出租车在拥堵的车流里一寸一寸地往前挪，司机师傅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，什么都没说，默默地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大了。收音机里在放一首老歌，是李宗盛的《山丘》。
像安抚一个做了噩梦的孩子。
“我说，今年过年我们不回江城了。苏晚想去哈尔滨看冰灯，我们订了那边的票。”
“我的意思是，”林建国清了清嗓子，“这五套房子，你看能不能……都先给知行？他自己留两套住，三套收租，以后孩子上学也方便。你那边，我不是不惦记，回头我再想办法……”
王淑芬忙前忙后地招呼客人，脸上挂着标准的“奶奶笑”，但时不时会往门口看一眼。
咨询进行了六次，每次五十分钟。到第四次的时候，林知远做了一件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——他系统地、完整地、不带任何修饰地，把他从小到大经历过的那些偏心、忽略、不公，一桩一件地梳理了一遍。
他只知道，他现在很想对那个三十二岁的孩子说一句迟到了二十五年的“爸爸为你骄傲”，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，也不知道对方还想不想听。
林知远。
“知远，你后悔吗？”
林建国没吭声，目光在那五本证上扫来扫去，像是在做什么重大决定。
宴席散了之后，林建国和王淑芬回到家。王淑芬换下高跟鞋，坐在沙发上揉着酸胀的脚踝，嘴里念叨着今天谁谁谁送的礼金多、谁谁谁又问了知远为什么没来。
“苏晚。”
“我妈做的腌笃鲜，”苏晚说，“你上次说好喝。”
他的父亲，林知远的爷爷，一个沉默寡言的东北汉子，在工厂里干了一辈子钳工。小时候的林建国考了全班第一，兴冲冲跑回家，父亲正在修自行车，头都没抬，只说了一句“考个第一有什么好得意的，下次还能不能保持？”
林知远沉默了很长时间。
他爸要看。
林知远和苏晚的哈尔滨之行定了下来，机票订好了，民宿订好了，连去看冰灯的门票都在网上买好了。苏晚甚至在APP上标记了几家想去的餐厅，全是当地人去的那种小馆子，不是游客打卡的网红店。
“媳妇儿，我想好了，今年过年，咱们不回了。”
有人开始倒计时。
他走到阳台上，城市的万家灯火已经熄灭了大半，只剩下零星几扇亮着的窗户，像深海里发光的鱼。小年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了过来，蹲在阳台的栏杆上，尾巴慢悠悠地摆来摆去。
“我最喜欢的事情，是周末的时候爸爸带我去江边钓鱼。我们一人一根鱼竿，坐在江边的石头上，可以坐一整个下午。虽然我们经常钓不到鱼，但是我觉得跟爸爸在一起就很开心。”
但她也知道，那是因为林知远从那天起，再也没有在年夜饭桌上真正吃过什么东西。他只是把菜夹到碗里，拨来拨去，偶尔送一口到嘴里，嚼很久才咽下去。
王淑芬正在跟亲戚视频聊天，兴高采烈地说着满月酒的事。客厅里的电视开着，放着某个综艺节目，观众的笑声像罐头一样被倒出来，填充着每一个安静的缝隙。
然后他拿起自己放在沙发边的灰色帆布包，走向门口。
或者说，他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把对大儿子的关注降到了几乎为零的程度？